握手是大多数国家相互见面和分手时的礼节，在国际交往中使用率最高。
握手虽然普通而寻常，但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武汉市会见英国退役元帅蒙哥马利，蒙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伸出改变中国命运的手与我相握，我感到那软绵绵的手像女人。正是这双手，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与朱德会师井冈山，后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影响世界的格局。”周恩来总理视握手为“态势语”。他在不同场合，总是极其认真地行握手礼，通过握手向对方传达了关怀、爱护、尊重、体贴、理解、支持、同情、欢迎、惜别、鼓励等多种信息。通过瞬间的感知产生一种情感和魅力。一九七九年中美两国建交，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美，在欢迎仪式上同卡特总统握手后，意味深长地说：“这是两个民族的握手。”日本一位作家在回忆与邓颖超握手时写道：“她微笑着，目光很安详。握手时，力量不强不弱，时间不长不短，很亲切，又恰到好处。她不仅用右手，而且把左手也轻轻地放在我的右手背上，刹那间，我感到多么慈祥而又庄重啊，一股暖流浸入心田。”
一九五四年四月，朝鲜停战不久，经中、苏、英、美、法五大国同意，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于四月二十六日召开，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下令，不准同中国代表团任何人握手，以傲慢顽固态度对待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人员，成为外交史上的笑料。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艾森豪威尔麾下的一名将军，会议开始一个星期后杜勒斯回国，史密斯便担任代理团长。
会议期间，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面告周总理，史密斯曾经流露出对美国外交政策不满，认为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现实的。周总理对这条信息非常重视。
在某一次会议的休息时间，各国代表都在休息大厅喝咖啡聊天，史密斯主动走到周总理翻译浦寿昌（后任外交部副部长）跟前聊天，夸他英语讲得好，是地道的美国音。问他在哪儿学的，还说了一些友好的话。浦寿昌将上述情况汇报给总理。总理对这一不寻常的举动很重视，认为不应该拒绝同美国接触，即使是美国代表团也不是铁板一块。我们不应放弃任何可以做工作的机会。总理说：“好啊，既然是史密斯愿意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找他谈谈。”第二天，史密斯见总理走上前时，他急中生智，连忙把咖啡杯捧在右手，当周总理向他伸出右手时，他很尴尬地用左手握住周总理的右胳臂晃了几下，避免违反杜勒斯不准与中国人握手的禁令。周总理对此毫不介意，同他友好地交谈。日内瓦会议结束时，他主动地在休息厅与周总理交谈，微笑着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与你相识，感到高兴荣幸，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希望朝鲜能够得到和平。说后招手而去，又一次避开握手。对此外电纷纷作了报道。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周总理曾提到此事说：“我们不能像杜勒斯那样笨法，到日内瓦还规定一条，不准握手。”
经过长期对立和斗争，中美关系在七十年代得到缓和和改善，握手，这个人际关系中最平常的礼仪，仍是美国政府领导人最敏感问题。
一九七一年一月，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就特别注意握手的礼仪。他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写道：“九日下午四时，周恩来到我住处，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把手伸出来，周恩来即微笑和我握手，这是将旧日嫌隙抛到脑后的第一步。”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尼克松总统乘专机上午十一时三十分抵达北京机场，在抵达北京之前，他多次指示随行人员，为了纠正过去的失礼行为，我与夫人先下飞机，其余人员在机舱等候，待我和周恩来握完手后，你们再下飞机。为此，尼克松专门安排一名保安人员，在机舱门口阻拦，免得忽视他的嘱告。尼克松与夫人走下专机，距周总理还有两步之遥时，便主动伸出长臂，“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手终于握在一起了。
毛主席在会见尼克松时幽默地问：“你们握手了吗？”尼克松愉快地说：“握了，握了。”
周总理在与尼克松会谈时，周总理说：“毛主席很关心我们握手，在日内瓦时，杜勒斯就不敢这样做。”尼克松则说：“总理也不一定愿意同他握手。”周总理说：“不见得，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会跟他握手的。”尼克松说：“那好，让我们再握一次吧。”说完，他隔着谈判桌主动地与周总理伸手相握，参加会谈的中美双方官员都笑了。
（摘自《华人》1998年第8期，翁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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